到了春秋战国之时，诸侯异政，百家争鸣，中国文化思想出现了空前灿烂的时代。
《礼论》篇说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周公以自己活生生的经历向后人展示着礼的真谛。
不是师法，而好自用，譬之是犹以盲辨色，以聋辨声也。对于志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，由此发展出以思为主的内向工夫，并把道德秩序建立在心性的基础之上。并且也是依着礼的标准，对其价值的高下进行了论述。但他对的《诗》态度以及从中引申出来的意义和孟子却有很大的区别。数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它是通向义的阶梯，阅读的目的永远是义而不是数。
《六德》以仁义、圣智、忠信为六德，并说此六德观诸《诗》《书》则亦在焉，观诸《礼》《乐》则亦在焉，观诸《易》《春秋》则亦在焉。荡乎，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为之歌《秦》，曰：此之谓夏声，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乎？其周之旧也。其一，情与志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，不是同一个东西。
杜以元年传云：‘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。六亲谓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也。这对概念应结合下文的为君臣上下，以则地义。何为用？《说文》：用，可施行也。
四、失性及其防范 由于作为情的性包括积极的情爱、消极的情欲和中性的情绪三种倾向，所以早在殷周之际和西周时期就有节性（《尚书·召诰》）、厚性（《国语?周语上》）、恒性（《尚书·汤诰》）等说，春秋中期的刘康公又提出定性、养性（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）之说，但未及详论。在讨论了六志之间的关系以后，游吉又说：是故审行信令，祸福赏罚，以制死生。
游吉本来的意思是则且因天之明，则且因地之性，但这样表达过于啰嗦，才简化为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，这种互文是古汉语中经常运用的修辞手法。岂不知，现代汉语中的感情和意志与古代汉语中的情和志完全不对等，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概念，更遑论西文中的emotion和will同古代汉语中情和志的关系。这是游吉这番议论的宗旨之所在。如此看来，天之明、地之性就是对天地之性的阐述，所讨论的都是天地的本性、性质、特质，其见解要比刘康公的天地之中说和师旷的天地之性说更加细致、全面和深入。
二是作为人性的六气和构成人的形骸的五行，这是游吉的新见解。（《左传》昭公元年） 因此，天之明表现为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六气，地之性则见于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故失性也可以用《中庸》的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一段解之。如此看来，天之明的明字相当于地之性的性字，因而天之明实为天之性，只是出于修辞的考虑不使之与地之性的性字重复，才改用明字。
生和用显然不仅仅是效法天之明、地之性的事情，而是禀受天之明、地之性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他认为其他诸如君臣、夫妇、父子、刑罚等礼制以及温、慈、惠、和等道德规范，也都是间接奉养五味、五色、五声的手段：为君臣上下，以则地义。
杜预注曰：为礼以制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六志，使不过节。但是，按照这种解释，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六种外在于人的天象，产生了人的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六志，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。
至于此后的是故审行信令，祸福赏罚，以制死生。既言‘则天之明，不可复言‘则地之性，故变文言‘因，‘因之与‘则，互相通也，正是变文使相辟耳。出于自然本性的情具有真实信诚的特点，由此而成为人伦之道建立的基本出发点。这里的天地之性，也就是上文的天之明、地之性，即天的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六气，地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，亦即作为人之特性六气和人之形骸五行的本原。民有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生于六气，是故审则宜类，以制六志。及其见于外，则物取之也。
孔颖达正义曰：口欲尝味，目欲视色，耳欲听声，人之自然之性也。至于六志，为气之已发，善恶已判，故需以礼制约其恶。
在游吉的论述中，可以窥见他对这个问题的原创性见解。第一，除了六志之志外，《左传》涉及志的用法近百例，但皆无情感、情绪之义。
因而，游吉把六志分为两类，一类为好和恶，属于本原性的情。对于自己的新见，熊先生称在经典中找到了根据，主要有二。
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生其六气，用其五行呢？如上文所说，这两句分别与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两句相对应。注释： [1] 张岱年：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2年版第183页。事实上，在这里游吉主要是就人性而谈礼的功用的，其中所蕴含的人性论思想，也是极其重要的。问题是，死生有命，先王如何可以制之？此句结合下文方可解之：生，好物也，死，恶物也。
则与因对文，也不是因为二者互相通也，而是出于以一方兼该对方的考虑。[32] 李学勤主编，浦卫忠、龚抗云等整理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北京大学1999年版第1450页。
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志不可满孔颖达疏：六情徧覩，在心未见为志。礼为什么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？在游吉看来，那是因为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、礼，上下之纪，天地之经纬也，民之所以生也。
（《襄公十四年》）我认为，师旷的天地之性也就是刘康公所说的天地之中，只是他将天地之中明确为天地之性而已。据此，游吉的性与《性自命出》性存在显著区别，前者涵盖六气和六志两种状态，即未生和已生两个阶段，而后者仅指气一种状态，也就是未见于外的阶段。
其实，以情为志的观念，在郭店简《性自命出》也有反映：凡人虽有性，心无定志。民失其性立足于六气，而哀乐不失则就六志以言之也。其与游吉的不同，一是以爱代好，二是六者的排列次序。其中，前两个性字为春秋时期新产生的本性之性，第三个性字为传统意义上的情性之性。
[3]由于孔子对仁的开辟，不仅奠定了尔后正统地人性论的方向，并且也由此而奠定了中国正统文化的基本性格。[8]值得庆幸的是，《汉书·刑法志》曾引其中的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二语，颜师古注之曰：《春秋左氏传》载郑大夫子太叔之辞也。
总之，这段记载所反映的游吉的人性论，不但是殷周之际以来人文主义和人性论思潮的新进展，也对其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构成了中国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链环，但它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，诚为憾事。据此，这两种形式实为两个阶段，其分界点为必见。
[16]据此，孔子的意思是，人得五行之秀气以成其形。孔颖达正义曰：‘天地之中，谓中和之气也。
